当前位置: 在线阅读网 > 显微镜下的大明 > 第三章 稀泥与暴乱

第三章 稀泥与暴乱

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,户部终于看不下去,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。

在这份公文开头,户部自己承认:“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,则五县不从;若径依五县之奏,则歙县不从,告讦日增,终非事体。”

你们天天这么骂,也不是个办法。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,那么怎么解决呢?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:

由户部和应天巡、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(即每年解送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),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,加上存留本折麦米、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,总算总除,平均一下。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,而数字均平的话,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;如果数字不均平,说明丝绢是额外多出来的,就不该歙县独负。

户部给的这个算法,似乎有些无理。六县人口、田地均不相同,不同等级的田地、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,这么大笔一画,均平折算,未免太简单粗暴了。

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,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?

奥妙就在“均平”二字,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了。

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,帅嘉谟用这个词,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,引起了海瑞的注意。而这一次,户部用了这个词,自然也有用意——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。

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丈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(1578年),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,是在万历九年(1581年)。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,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。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部门,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,他们必须紧跟中央新形势。

在户部看来,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?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,什么“人丁丝绢”、什么“夏税生丝”、什么“亏欠夏麦”,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。一会儿交生丝,一会儿交夏麦,乱七八糟,折算复杂,正是旧税制的弊端,不出问题才怪。

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,再把所有税赋合并,两下一除,均摊下去,再折成银子,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。

这个思路,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:把所有的正税、杂税都合并起来,归于田地,计亩统一征收银两。

也就是说,南京户部认为,徽州的问题,是旧税法的错,只要改成新税法,问题自然消弭。因此,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,推行均平赋役之法。

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: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,到了万历三年年初,南京户部突然“奉圣旨”旧事重提,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,重启调查。

会不会从一开始,这就是户部——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,首辅大人——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?

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,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。届时民意汹汹,都要求改革,朝廷从善如流,即时推行一条鞭法,岂不是顺水推舟?

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,徽州知府都快哭了。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了,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,还添乱。可这是上头的指示,怠慢不得,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。

不过仔细想想,黄册已佚,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,两边各执一词,根本无法解决。这么快刀斩乱麻,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,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

徽州府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,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,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。与此同时,应天巡、按两院的税吏,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。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,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。

在这个算法之下,歙县各项钱粮,已经超出了各县平均之数。也就是说,“人丁丝绢”确实是额外的负担。

结论的语气很暧昧,态度却很清楚:“人丁丝绢”这笔赋税当初到底怎么来的,不必深究,但现在均平之下,再让歙县独输,显然就不合适了,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。

消息传到徽州,五县哗然,群情激愤。这些人一想,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,不用问,他肯定徇私枉法,偏帮本乡。

一时之间,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,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。有说殷正茂“知亏无解,藉手户科条陈事例,遂借以逞私臆”,有的痛斥均平之法“不论源流、不论肥瘠、一概通融混派,借均平之名,为变乱之计”,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,“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,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”。什么难听的话都有,不知殷正茂在南京,打了多少个喷嚏。

民间骂声滔滔,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。

根据那份均平报告,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,必须予以减轻。但具体如何操作,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。

不过这事,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,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。

巡按宋仪望对上头的精神心领神会,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的三位监督官员:太平府推官刘垓、宁国府推官史元熙、徽州府推官舒邦儒。

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,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,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,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。

“人丁丝绢”继续由歙县独交,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,不予撤销。但歙县在四司银、砖料银、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,减去5260两,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。

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,所谓均平银,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的产物。

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,还要负担徭役,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。徭役的种类繁多,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均平银,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,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,分摊到每亩地里去,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。需要力役时,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用人手。

换句话说,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,交钱就行了,不耽误自家农时。政府也很高兴,雇人干活,总比一家一户拽壮丁来得方便,工作效率更高。而且摊役入亩,也大量减少了政府工作量。一举三得。

这个做法经过数年试行,颇受欢迎,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。徽州府也每年编列均平银,各县分摊统收,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。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,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,等等。

这个太平府方案,即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上去。这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,赋、役皆能折算成银子,互相合并转移非常方便。

唯一的问题是,它换汤不换药,怎么腾挪,五县都是吃亏。因为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,现在却要替歙县补5000多两银子到均平银里去。

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,被驳回了。

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,但吃相实在太难看了。一共6145两的丝绢赋税,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,等于歙县只负担14%,其他县86%,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,平均而得。

问题是,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,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平均了事。你们偏帮歙县也可以,但是不要做得这么明显啊。

冯叔吉大笔一挥,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: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。这样一来,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,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46%和54%,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。(具体的计算方式很复杂,因为均平之后诸县或多银或少银,彼此冲抵折算,这里不赘述。)

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:它把黄册与《大明会典》抛在一边,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——历史问题,宜粗不宜细。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,各自吃了小亏,这事就算完了,别闹了。

这时候,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。过年期间,诸事停滞。等过完万历五年(1577年)的正月,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,请尚书殷正茂酌定。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,殷正茂十分赞同,连批了三句话:“其名尤正,其言尤顺,其事尤易。”满意之情,溢于言表。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,于四月五日上奏天子,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,下发圣旨。

其时万历帝还未亲政,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。

圣旨下发户部,户部再往下发,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,时间正是六月初七。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,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处理批阅,这份文书的流转算是极其罕见地高效。

对这份圣旨,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。

歙县人民欣喜若狂。他们本来的主张,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摊,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。

从此以后,他们头上的赋税,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。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五年,八年抗战,终于大获全胜。

其他五县,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,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们的抗辩白说了?黄册白查了?道理白讲了?歙县每一条主张,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,结果户部一句“均平”,就全给抹掉了?

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,可因歙县这么一闹,最后还是让它得了偌大的好处。

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,五县嗤之以鼻。保留一个“人丁丝绢”的虚名空壳,换成“均平银”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?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!婺源有一位知名乡宦如此讥讽道:“这是朝三暮四之术,拿咱们当猴子耍呢。”

一时之间,五县群议汹汹,无不义愤填膺,跟开了锅似的。可是,这不是府议,不是部议,而是圣旨,代表了最高的意志。众人纵有不满,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。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,说不定他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,接受既成事实。

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,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。

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的同时,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南京。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,进京运作。圣旨发下来以后,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,高高兴兴返回徽州。

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,他实在太高兴了,觉得该犒赏一下自己,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。

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,有时候会授予冠带,叫作冠带荣身。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,叫作冠带义士。这是一种荣誉性的装饰,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。

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,差点连命都丢了,弄个冠带戴戴,不算过分。

歙县的老百姓,也是这么想的。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,全县的百姓都拥出来,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。他们搞了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,个个手执红花欢呼,旁边还有乐班吹奏。帅嘉谟进城以后,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,所到之处,呼声群起,俨然英雄荣归。

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,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。县城里传出的每一声欢呼,都化为一记耳光,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。抗争八年,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,居然还卖乖!尤其是看到帅嘉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在街头耀武扬威,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重几分,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再也无法压制,彻底喷发。

你们歙县不是靠闹事闹出一个减税吗?好,我们也闹!

六月十一日,圣旨转送到婺源县。其时吴琯已经去职,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临时代理政务。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进贺表,还没来得及走,衙门就被数千愤怒的婺源民众给堵住了。他们手执木棍、火把,在衙门前守了一天一夜,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应,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加税方案,不答应就不准走。

面对快要爆炸的民众,徐廷竹不得不口头允诺,然后惶惶离去。随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县。

舒邦儒算是这个太平府方案的发起人之一,他接到任命后,知道这事极为棘手。可是任命在手,他只得匆匆上路。舒邦儒一边赶路,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安抚婺源民众。没想到,他刚过休宁县,还没到婺源呢,就被当地愤怒群众给拦住了。

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,把官道生生遮断。站在人群最前头的,是当地闹腾最凶的几个人,身后还有一排排有身份的乡绅。他们拦住舒邦儒的队伍,向他递了一篇抗议申文,请他转交徽州府。

【注释】tuan

里排: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,明代编辑赋役黄册,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,推选家中丁粮多的十户人家为里长;余下百户编为十甲,每甲十人,一人为甲首。每年由里长一人、甲首一人,负责催征赋税。如此排序,十年为一个周期,是为排年。故某一年轮值的里长,被称为里排。

耆民:耆,年老,指称六十岁以上之人,故耆民为年高有德之人。

说是申文,其实应该算是战斗檄文。上来就痛骂户部尚书殷正茂是“权奸变制殃民,势压无容控诉”,骂完了殷正茂,又骂歙县“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,以歙人而行歙私”——听见没有,都已经用上“歙逆”这种词,几乎按敌国来对待了。

往后的话,更是难听:“欲赴阙上书,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,欲兴兵决战,以诛歙邑倡谋首衅之人。”听见没有,都要兴兵决战了。

骂完以后,更发出威胁:“一旦更派,县民情忿怒,鼓噪不服,若不及时处分,诚恐酿成大变。”

舒邦儒接了这份申文,脸都吓白了。休宁人没客气,把他的随行书吏和仆役拽出来痛打了一顿。幸而舒邦儒有官身,还不至于有人敢动他。但看这个阵仗,他也只能做小伏低,接下申文答应帮忙转交。

六月二十九日,舒邦儒好不容易穿过休宁,来到婺源,以为能松口气,结果往前一望,眼前一黑——又是数千人聚在一处,遮道鼓噪。

又来了!

这回是婺源民众,在当地乡绅的带领下聚了五千人,他们就这么围在长官身边。远远地,有一个叫程天球的乡民,居然还在县城外竖起一杆大旗,上面长长一条横幅:“歙宦某倚居户部,擅改祖制,变乱版籍,横洒丝绢,贻毒五邑。”那气势,就差填上“替天行道”四个字了。

在这一片诡异的气氛中,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婺源县城。他没想到的是,等在前头的,是一番更诡异的局面——婺源县,居然自治了。

前面说了,婺源的知县吴琯已去职,代理县政的徐廷竹又忙着准备进京之事,整个婺源县在六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十几天权力真空期。

偏偏此时又赶上丝绢税闹得民意沸腾,当地豪强争执不休,群龙无首。于是,婺源县里的一个有心人趁势而起。

这个人叫程任卿,是当地的一个生员,原本负责司理署印。他在整个丝绢案中的地位,仅次于帅嘉谟,不过他的重要性,要到整个事件结束之后才体现出来。

程任卿是个有豪侠气质的人,他敏锐地注意到婺源县的权力真空,如果利用当前局势做点惊人之事,可以在乡梓刷出极高的声望值,对未来大有好处。

于是他四处串联,拉拢当地大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乡宦,同时对普通老百姓宣讲煽动,声言若朝廷不肯把丝绢税改回去,就要闹事。程天球那杆大旗,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,走到哪里都扛着。

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风凛凛,又有人要为民请命,情绪无不高涨,助威的助威,捐款的捐款。一时之间,程任卿声望大涨,风头无二。

当程任卿觉得已经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后,作为整个运动的最高潮,他率人突然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,成立了议事局,俨然要另立中央,成立自治政府。

【注释】tuan

议事局:程任卿等人在婺源县成立之议事局,乃是民众自立的草台班子,被官方判定为非法组织,也是程任卿的重要罪状之一,官方认为他聚众百余人,自任长官,捉打公差,支用粮米,甚至要向全县征收税粮入自己的口袋,实在罪大恶极。实际上,现代意义上的议事局进入中国,同样是在万历年间,为寄居澳门的葡萄牙人所建立,又称作市议会、市政厅,负责管理租界内葡萄牙人在行政、经济、军事及宗教方面的各种内部事务,是其维持地方治安的最高权力机构。

紫阳书院,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关。朱熹朱老夫子,恰好是徽州婺源人,所以这个紫阳书院,正宗到没法更正宗了。程任卿占领这里,显然是早就谋划好的。

这个所谓的议事局的创建目的——或者说对外宣称的目的——是组织、协调诸县的民众抗议丝绢税。程任卿自封管局,甫一上任,就准备了大量标语,上书“英雄立功之秋,志士效义之日”之类的话,贴得十里八乡到处都是。

他甚至还亢奋地放言:“但有里排一名不出,我等赶上其门,有一县不来,我等赶入其县,遍传乡镇。”这是要把熊熊烈火烧到其他四县去。

至于那杆大旗,就戳在书院中间,威风凛凛。它已经成了程任卿和诸县的标志性约定,并有一个名称:激变旗。

那会儿徐廷竹还没走,他觉得你们随便折腾,但这大旗实在是太碍眼了。激变旗?啥叫激变,就是闹事啊,你们是唯恐别人不把你们当反贼?

迫于官府压力,程任卿让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,但议事局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,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。他先后策动了几件大事。

一是千人围攻县衙,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;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,代递申文;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。

在先后数次大举动上,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,短时间内造起了极大的声势。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,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款,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,用以维持运营。老百姓看到好几个当官的都被迫妥协了,觉得这个议事局确实能干大事,纷纷慷慨解囊。大笔大笔的钱财,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。

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,既无账簿,也无监管,收多少钱,花多少钱,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。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,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。

财帛动人心,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,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红。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,叫程文烈,他看到这大笔款项,贪念顿生,暗中策划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。

这个计划的实施,就定在了舒邦儒进婺源县城的次日,万历五年七月一日。

书接上回。话说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几乎进入自治状态的婺源县城,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画卯。程任卿作为议事管局,也来到县衙,和一群里排、耆老等着接见。此前在休宁和婺源城外,议事局让这位大老爷吃了两次亏,下马威也给够了,现在面谈,可以争取到足够的利益了。

几个人正在谈话,正好来了一个歙县送信的快手,名叫王学。婺源人一听是歙县来的,登时脸色就不太好看。

“快手”不是现在那个“快手”,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、传递文书的差人,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,就是我们所熟知的“捕快”。

偏偏这个后生态度还很嚣张,说你们不要妄想丝绢税恢复旧制了,我们歙县花了700两纹银,搞定了府里的户房程德焕,就连你们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。他拍着胸脯说可以说服五县认缴丝绢税。

愤怒群众一听,大怒,这还了得,立刻叫嚣着把婺奸程德焕、程任卿拽出来。程文烈趁机和其他几个人鼓噪呐喊,带领群众冲入县衙。

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,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的反动分子。他大声抗辩,可是根本没人听,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,几乎打得吐了血。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,指着程任卿说给我狠狠打!这伙人打到兴头上,还拿出刀来,把他从县衙胁迫到紫阳书院,继续施暴。

特别要指出,这一段详尽描写不是笔者凭空想象,真的是史料里明文记载的。

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个两败俱伤,反而让另外一个叫何似的读书人渔翁得利,坐上了管局的位子。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挪用公款,结果一查箱底,还剩六两白银,又惹起一阵内讧。

舒邦儒一看这架势,闹得实在不像话,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。婺源人担心议事局的丑事曝光,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了,不允许传递。舒邦儒坐困愁城,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。

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,休宁那边也是一片喧腾。

在吴大江、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,一万多乡民聚集起来,搭着木梯,直接翻上县衙墙头,把告示榜文全数撕毁,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;然后又高举黄旗,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,挟持知县陈履;他们甚至找了几个人,身穿青衣小帽,手执锁链,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方案制订的官员锁拿进京。

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“先进的”信息管制经验,在各处派人把守,任何过往文书,都必须审查以后才能通过,要求“一票一揭,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”。

有了婺源、休宁两县带头,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,一起闹将起来。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,地也不种了,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,见一个打一个,货物全部截留抢走。甚至有一伙激进分子,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,烧祖屋,刨祖坟,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。

一时之间,徽州境内烽烟四起,政务为之瘫痪。整个徽州府,这回是彻底乱了。

徽州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。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,委屈得要死。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搞出来的事,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上任才爆炸,实在太欺负人了。

可怜他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,又不敢瞎许诺什么,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矛盾,只能含糊其词地发了无数公文试图安抚,效果可想而知。

与此同时,徐成位顾不上体面,急忙向抚、按两院及兵备道发文求援,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,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了。

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,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巨浪。

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,带头的军官叫赵涞,也是歙县人。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,苦于军法森严,不敢擅动。这次赶上暴乱,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,直奔歙县而去。为了掩人耳目,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到处散布流言,说婺源人要暴动。(这个说法来自婺源,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,姑妄听之。)

【注释】tuan

把总:根据《明史·兵志》的记载,明代京营分为三大营,设千总、把总等领兵官;各地方总兵之下,也设有把总领兵。故,把总在千总之下,领兵几十人至百人,为军队中的基层领兵官,相当于现在的排长或连长。

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,勃然大怒,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,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。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,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,你们玩得不够狠,看我们的!

此前他们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,所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。吴大江遂以休宁知县的名义,给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,声称休宁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,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,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,连兵备道都被围了,歙贼不日将越境四出,情况十万火急!

万余“歙贼”入侵,真亏他想得出来,想象力太丰富了。

休宁县的伪造公文发得痛快,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可全都傻眼了。

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,如果这里发生暴乱,整个东南都要为之骚动。因此对这份军情急报,东南诸省都很重视。

可研究来研究去,各省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。

徽州府的上级主管是应天巡抚,按道理出了乱子,应该先往南京那边报才对。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,居然还跨省,难道……南京已经被“歙贼”占领了?

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。

“歙贼”居然嚣张到了这地步,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厉害啊。

这下子,真正是江南震动,诸省哗然。谁能想到,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县,敢和整个江南单挑。在那几天,“歙贼”风传江南,人人闻之色变,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诞。

南京方面不是傻子,眼看整个东南都震动了,大为不满,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这“歙贼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徽宁兵备道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,闹到这个地步,他们自然也坐不住了。副使冯叔吉赶紧率先做出反应,连发两道安民告示。

先一道语气严厉,让民众各自回家,“如有随途跟走,群呼类引,嚷乱有声者,即系恶少棍党”。后一道语气柔和,说冯副使准备巡看五县,仔细倾听百姓呼声,不过天气太热容易中暑,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,留几个人问话就是。

这不是客套话,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,还带着不少兵马。他一是巡视五县,弹压民乱;二是要查明“歙贼”的真相。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,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,否则严惩不贷云云。

至于应天巡抚,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,南京没事,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,大家不要惊慌……

无论徽州府还是兵备道,此时的态度都还好,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,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。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,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,等事态平息,就要秋后算账了。

一直到这时,五县里的乡宦们才意识到,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……

起初五县闹事,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,希望借此施压,可民心一起,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。

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,在当地极有地位,官至尚宝司卿,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,可到了这会儿,他觉得不对劲了。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,说这事得往回收,咱们是维权,不是谋反,真闹大了,有理也变没理了。

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,上书徽州府,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,只是被逼太甚,民心不稳而已,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、竖激变旗什么的,都是谣言,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!

他的文笔颇佳,一边解释,一边还不忘告状:“今各县愤激,事实至此,衅孽始萌,犹可杜息。其指斥之实,惟知切齿于殷门;其号呼之状,惟欲求申于官府,其迫切之情,惟欲求通于君父。”

三个排比,层层推进,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,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——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,是大大的忠臣。

有他带头,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,调门一致降低,都态度恳切地表示: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,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,我们都是顺民。

乡宦们的呼吁,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,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。

七月二十日,这次不是兵备道,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。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,没有含糊地称“五县”或“六县”,而是直接点了休、婺、祁、黟、绩五县的名,杀气腾腾地表示:

“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,先以军法捆打,然后问遣,决不姑息。”

耐人寻味的是,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,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。

在这份公文里,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:“以歙县津贴之费,输纳冠带,夸张梓里,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,哄然群聚。”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,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,还到处显摆,这才导致了五县民众闹事。

这些钱有多少呢?一共四十两。

看得出来,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,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。你没罪,也得挑出点罪过来——可是,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,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,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。兵备道憋了半天,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,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。

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,惹出这么大乱子,不收拾你收拾谁!

于是,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,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监狱。

当然,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,因为没过几天,巡抚都院发出数份公文,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——程任卿、程文烈、何似、吴大江、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,要追究他们的责任。

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,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,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,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,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。

可无论是抚、按两院还是徽州府,心里都明白,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。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,这个不解决,始终是个隐患。

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,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,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,但能不能……再商量一下?

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,已经不局限于当地,两京官场都有震动。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、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,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,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。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,即使没有偏袒之心,也该避嫌,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。

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,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。他们担心的是,此事持续下去,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,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。所以说,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,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,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:“奏请(皇上)定夺,毋得依违以杜衅端,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。”

【注释】tuan

奏请(皇上)定夺,毋得依违以杜衅端,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:圣上万万不可犹犹豫豫、模棱两可啊!恳请圣上裁断是非,以正视听,杜绝此类争端,但愿能永保地方太平无事!

在重重压力之下,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,不过并未得到批准。

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,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。丝绢税的方案,必然要做修改。哪怕已经有了圣旨,也得改。

只不过,皇上金口玉言,岂能出尔反尔。这脸,不能让皇上丢。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:“虽令由钦定,始有专擅之情,事属乡邦,不免有可疑之迹。”意思是,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税的改革,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,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贯落人口实了吧。

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,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。谁唱歪的呢?到底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。

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,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,再次商议。万历五年十二月,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。

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,本质上没什么区别,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一步。

歙县丝绢税不变,减免的均平银数额,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,由五县均摊。

这样一来,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,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,五县出2000两。

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,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?一块不行就九毛,九毛不成就八毛,太不成体统了。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!

负担就是负担,一分银子也是负担!

老百姓闹了这么久,早就轻车熟路。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,纷纷飞向各级衙门。官员们面面相觑,还能怎么办?继续再议吧!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。

这一议,就将近一年。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,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,叫《豁免五县均平方案》。

此方案对歙县来说,没什么太大变化。丝绢税照旧,减免的均平银数额,调整到了2530两。

而这2530两,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。

在隆庆六年,户、礼、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,减免了一部分,一直留在府账上。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,每年都会剩点结余。徽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,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,诸县再均摊50两,一共是2000两整。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,则从五县征派补足。

绕了好大一个圈子,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。

这样看起来很合理,可是不要忘了,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。徽州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,数量只会减少,早晚用光;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,今年多,明年少,万一是负数,那么这笔钱,还得让五县来承担。

换句话说,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,是不稳定的。

前面三个方案,是横向朝三暮四,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;这第四个方案,却是纵向朝三暮四,按时间轴来的。五县初期可能交得少,可随着时间推移,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,最后回到原来的水平。

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。

对歙县来说,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。而从料价银、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,是2000两。

还有530两无法冲抵,账不平啊。

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,差不多已到底线,让谁多扛一分,估计都得爆炸。

要么,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,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?

一般的调配,是不成的。因为你这里减交,那里就要多交,算来算去,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。一干能吏高官,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。

这时,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——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?让它吃亏,岂不就正好两便吗?

什么?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?

有哇,两个字:协济。

所谓协济,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,由上级出面协调,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。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。

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,为了防备倭寇,徽州府协济苏州、松江海防16,000两银子;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,为了巩固长江防御,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;嘉靖四十年(1561年),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,徽州府协济池州10,000两,用于迎接仪仗开销。

这些大的协济,都是因事而起,事完了,钱就不用给了。可还有一些琐碎的小协济,虽属临时征派,可久而久之,遂成定规,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。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,很多科目因循成例,轻易更改不得,日积月累,形成无数散碎、复杂的短链条。

这些琐碎协济,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。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,不依行政划分而行,经常跨数府数县。比如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这个“应、安、徽、宁、池、太六处兵备”的头衔,就是依长江而备,跨越六府。若想寻求地方支援粮饷,非得靠徽宁兵备道来协调。

因此,兵备道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。

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,请兵备道出面,清查一下协济费用,看哪一项有不合理之处,取消便是。

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。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下,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,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: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。

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。

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、衢州、严州兵备道,它的驻地在衢州府,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。徽州为什么要给它兵饷?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,而是解往池州,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。

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,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,这账目流向也太乱了吧?

仔细一查,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。

早在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,为了防倭,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,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。到了四十一年(1562年),这个机构被裁撤,却没有下家来接盘。徽州府在那段时间,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。

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,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,这事不用着急处理。没想到好死不死,到了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,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。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,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,徽州六县为之震动。

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,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,希望他们就近协防。协防需要兵饷,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。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,每年解送衢州。

后来到了隆庆六年,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,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。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,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,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,觉得可以从中渔利。

首先,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,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,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,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,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。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,办了移交手续。

最关键的手法来了: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,兵饷发生了转移,反而要求徽州府在“协济金衢道兵饷银”中间加上“解池州府”四个字,意思是,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,送到池州来就好啦。

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,还觉得挺高兴。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,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,这么一改“解池州府”,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。阖府上下,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。

经过这么一番操作,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,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,一笔给徽宁道。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,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,落入徽宁道手里。

说白了,这算重复征税。

有人也许有疑问,交两次钱,徽州府难道傻吗?

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。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,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,一项是给外地驻军,一项是给本地驻军。如果不知道“协济金衢道”的前因后果,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。

要知道,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,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(比如说在大明)。政策一旦形成惯例,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,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,不会主动求变,甚至畏惧变化。所谓“祖宗成法”,就是这么来的。

徽州府一直在交纳“协济金衢道兵饷银”,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。既然没人通知取消,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,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。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,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?

大明的正税不多,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,其中很大一部分,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。积弊一旦生垢,便难以清除,积少成多,演变出无数散碎、复杂的短途税链,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。

看到这里,我们大概能明白,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。

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,实在是负担太重,不堪承受。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,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,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,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,给工部、户部的物料银,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……

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,上下其手,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,负担就更大了。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,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,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。

更可怕的是,这些数字,只是解到库的税额,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、火耗、补平、内府铺垫等,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。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,每多一路,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。

就这样,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,附加成本随之提高,效率直线下降,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,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。大部分税额,就在这些烦琐、细碎的流转环节中,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。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,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,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。

长此以往,地方民怨沸腾,政府束手无策,最后的结果,就是调控失灵,天下大乱。

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,治标不治本,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“杂税”的机制,只能略微扩大税基,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。

大明灭亡的原因,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,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。

咱们书归正传。

前面说了,“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”这笔税银,本身并不合理。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,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真的人,说不定会再起波澜。这一次既然有人提议,兵备道索性顺水推舟表示,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,我们吃点亏,从这笔兵饷银里抽出530两来,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。

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,就这么巧妙地被洗白了。

兵备道高风亮节,解决了最后的问题,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,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,做了一点微调,使之更加完备:

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,不能支撑逐年抽调,直接并入军需银。

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,省得他们啰唆,直接也并入解池州府兵饷银。

于是,在万历七年(1579年)的三月,第五版方案出炉了。

人丁丝绢6145两,仍由歙县承担,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,则减少2530两。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?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、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,合计2530两,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。

这个方案,可以说是集妥协、折中之大成,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、徽州府、兵备道等诸多方面。这样一来,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,心满意足;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,也心满意足;徽州府和兵备道略吃了点亏,但消弭了一场大乱,杜绝隐患,也合算。

对朝廷来说,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,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,统一钱粮,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——这个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,难怪执笔者得意地称其为“共免两全法”。

这一次,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气。兵备道赶紧发布大字榜,通告六县新的税制,并得意扬扬地宣布:“自万历七年为始,明载赋役册,永为定规。”

我相信,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,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大字,配着恢宏的音乐,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。他们此时一定百感交集,涕泪交加。

不容易啊,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,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,先后五版解决方案,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。中间多少波折,多少折腾,总算熬过去了。

尘埃落定,生活还得继续。

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,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,把各种细节、征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,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,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。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,所以歙县所承担的人丁丝绢,不必全以实物交付,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,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,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。

据学者考证,万历七年之后,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,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。

这一切,都是拜那个学霸帅嘉谟所赐。

而帅嘉谟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?


在线 阅读网:http://www.metal-yarn.com/
山东11选5网页计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