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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

万历三年三月初九,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,要求缉拿帅嘉谟。

逮捕令是这么写的:“今照帅嘉谟,既能具词呈告抚按,必为有力之家,有谋之辈,何为捏作在外,屡提不到。中间必有主使之者,拟合行提。为此,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谟有无妻子兄弟,是否在外,此辈奸恶,渐不可长,设法缉拿解府,从重问拟,庶足以警余奸,毋得迟违。”

这个缉拿帅嘉谟的罪名,实在有点莫名其妙: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,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?一直躲在外头,一定非奸即恶!

太不讲道理。帅嘉谟外出避祸,可不是自己情愿的。何况户部隆庆五年下的文,时隔四年,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,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。

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,仓促拟成。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,我们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,有点气急败坏,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,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。

这份急就的逮捕令,很快下发到了歙县。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,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——因为帅嘉谟是军户,隶属新安卫,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。

军户历代都得当兵,户籍寄在各地卫所之下,自成体系。地方民政部门如果碰到涉及军户的事,必须知会卫所。 

半个月以后,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,在新安卫的协助下,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,叫帅贵。一问方知,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,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,只留下帅贵看家。

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,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“无凭拘解”。意思是,想抓他,就得跨省执法,跨省执法需要凭据,我们歙县可拿不出来。

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,一点也不热心,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。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,可也不能说什么,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。

没想到,这事才过了十几天,到了四月初十,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,署名正是帅嘉谟。

在这篇呈文里,帅嘉谟旧事重提,先把关于“人丁丝绢”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,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。紧接着,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:“回途遇害,羁縻远避,未申情款。”

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,也没提谁是主使。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,那凶手从何而来,昭然若揭。这一句指控,真是绵里藏针。

当然,对于徽州府,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:“今奉爷台仁恩催议,千里奔归,伏乞作主,怜悯偏苦,洞察奸弊。”意思是,今天您既然催促我,我便千里星夜赶回,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。

这句话,算是针对徽州府“屡提不到”给了一个解释。

在呈文的最后,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:顺天八府,也有“人丁丝绢”这个税种,皆为诸县分摊,没有例外。

这个顺天八府的税种虽非决定性证据,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。同样是“人丁丝绢”,人家都是分摊解决,怎么就你徽州府这么特殊呢?

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,根本没有心灰意冷,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证据,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。

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蹊跷。

徽州府的缉拿令发于三月初九,到了三月二十四日,歙县才搞清楚帅嘉谟的下落。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,送到也得四月初了。而到了四月初十,帅嘉谟的呈文竟然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。

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,帅嘉谟从接到报信返回徽州,到撰写呈文提交官府,只用了十七天时间,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?

除非,这封呈文,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。

除非,徽州府的动向,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。

这才符合实际情况,帅嘉谟为歙县万民请命,歙县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?明面上歙县乡绅们不便公开支持,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。

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,帅嘉谟和歙县之间,早在暗中密切联络,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。

无论如何,帅嘉谟的再度出现,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。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,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,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得可怕,一百八十度大转变。

两天之后,四月十二日,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帅嘉谟的呈文转发给歙县,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,你们好好详查一下。

这个命令,很有意思。按道理,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,再拿出个章程。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,让歙县先去详查,岂不等于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?

没想到,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。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,歙县竟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,洋洋洒洒好长一篇。

这篇申文,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,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。申文的开头气势十足:“歙县为蔑制蔑悖典,射害殃民,恳恩遵照《大明会典》,均平绢赋,以苏偏困事。”

姚学闵的申文,简单来说就是两点:第一,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徽州府输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,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;第二,“人丁丝绢”被人篡改成了“夏税生丝”,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。

这篇申文,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。唯一不同的是,上一次是下民上书,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,不光背书,还要赤膊上阵。

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,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,只能隐晦表示。而姚学闵根本不多顾虑,直接撕破了脸皮,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。

知县大人表示,徽州府的户房,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,世顶名缺,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。歙县没人在府里,只能被人欺负。所以 “人丁丝绢”被篡改成“夏税生丝”这件事,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。

【注释】tuan

世顶名缺: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,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,且不能久任;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,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,故有“流水的官、世守的吏”之说。户房的书吏,是衙门内六部胥吏的一种,负责办理夏税秋粮的征收、丁差徭役杂课的派遣,绝对是大有油水的肥差。

这故事的真假,没法查证,反正姚学闵说了,这是“父老相传”。

姚学闵一介知县,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?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。

为了壮大声势,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。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,虽然无权,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,不容忽视。

事实上,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。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,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,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。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,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。中国有“皇权不下县”的说法,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“乡贤”的配合,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。

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,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。

【注释】tuan

皇权不下县: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,在帝制中国,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,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,官僚体制即为皇权的执行者或工具。而实际上,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,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。所以,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,是地方乡贤、宗族在发挥重要作用,中央的权力进入不了与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,故有“皇权不下县”之说。

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:

汪尚宁,歙县竦口人,进士,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(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)

汪道昆,歙县千秋里人,进士,官至兵部左侍郎。他文名极盛,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,为“后五子”之一。后人猜测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时,汪道昆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,可见这人的实力。

【注释】tuan

兵部左侍郎: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,明代的兵权分为两部分,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与训练,而征调军队的权力归属于兵部,二者互相制约。兵部左侍郎,正三品,兵部尚书的副手,辅助尚书负责各地驻军的粮草、军队的调动以及军队官员的任命,相当于现在的总后勤部、总参、武装部、国防部等部的副部长。

江珍,歙县溪南人,进士,官至贵州左布政使。

【注释】tuan

贵州左布政使: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,明朝的地方政府权力乃是一分为三的,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民政,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名,都指挥使司负责军事,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都指挥使,三权并立,互不隶属。贵州左布政使,从二品,为贵州省最高行政长官,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省长。

方弘静,歙县人,进士,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。

【注释】tuan

南京户部右侍郎: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,明廷原本定都金陵,明成祖朱棣夺位后迁都北京,但依旧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,改称南京,并设置了南京六部。其中,南京户部右侍郎是南京户部尚书的副手,辅助尚书征收南直隶与浙江、江西、湖广三布政司的夏税秋粮,督责漕运和全国盐引勘合,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。虽不及北京的户部侍郎,但也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。

程大宾,歙县槐塘人,进士,官至贵州按察使。

【注释】tuan

贵州按察使: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,按察使,执掌一省司法监察之权,纠察官员风纪,澄清吏治,铲除奸暴,断案平冤;并对布政使、都指挥使有监察之责,将情况上告吏部、都察院,以备考核。贵州按察使,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政法委书记的总和。 

曹楼,歙县雄村人,进士,官至江西右参政。

【注释】tuan

江西右参政: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,各布政司内参政一职,从三品,人员不定,因事而设,分管粮储、屯田、军务、驿传等事,分担布政使的职能。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设有督粮道一人,负责征收、押运漕粮;督册道人员不定,负责督造鱼鳞图册、黄册等,以作为当地征收赋税、摊派徭役的根据;分守道人员不定,负责向各府、直隶州传达催办布政司的公事。曹楼所任之江西右参政,即为上述三道之一。

江东之,歙县江村人。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,要到后年才考中。再后来,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,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。

【注释】tuan

御史:江东之弹劾冯保时任山东道御史。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,明代都察院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,正七品,主要负责纠察内外百官之风纪。若在京,则稽查两京衙门审理刑狱案件有无拖延、枉曲,并巡视京营、仓场、内库、皇城等;若外派,则为巡按,代天子巡狩,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,位卑却权重,负责纠察地方官吏、举荐人才、断理冤案、督察税粮与户口、督修水利等公共设施、检查学校教育等。山东道御史,相当于现在中纪委派往山东的巡组组长。

要说徽州,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,底蕴深厚。区区一个歙县,随随便便就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高官助阵,个个身份显赫,地位不凡,简直就是全明星队,别人眼睛都要被闪瞎了。

有他们背书,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,可想而知。

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,歙县这次突开重炮,绝对是筹谋已久。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,一共就三天,若是临时准备串联,哪里来得及?

歙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开始筹划,就等着突发奇袭,打五县个措手不及。

可是,歙县哪儿来的胆量,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对台?就算有乡宦联署,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?

很快答案就来了。

五月十日,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,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,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、府志、赋役等文件,会同五县通查,一有结果,立刻上报。

注意,此前包括海瑞在内,历届应天巡抚、按两院给的批复,都是“仰府查议报夺”,没太多倾向性,就算催促六县合议,也是不急不忙。

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明显偏向歙县,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,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。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,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。

【注释】tuan

宪牌:在明代,官府发出的公文告示,称为信牌,而兵备道、巡按御史、巡抚等均属监察官员,他们发出的信牌,称为宪牌。

所谓兵备道,是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,独立于地方官府而存在。它虽有军方色彩,但兵备道长官却经常挂着一个按察使副使的头衔,所以兵备道也算是半个司法线上的机构,有受理诉讼的职能,而且手里有武装力量,必要时可弹压地方。

南直隶没有按察使,但是有巡按御史,同样属于兵备道的上级主官。

徽州附近的兵备道,全称叫作“应、安、徽、宁、池、太六处兵备道”,简称徽宁兵备道,由兵备副使冯叔吉兼领。由他出手发出宪牌,是暗示徽州府,这次别再用“恐生民乱”当理由了。真闹起来,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。

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,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,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。

这一回,上有应天巡按、兵备道副使支援,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,上下一起发力,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,底气十足。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,独闯敌阵,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,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。

面对这空前的压力,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。五月十日兵备道的宪牌发出,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,催促他们前来合议。大家要注意,这个五月十四日,是宪牌送到五县的时间。也就是说,徽州府几乎一收到兵备道的文书,一点没耽误,立刻转发出去了。

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。

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,其他五县一时间蒙了。这事不是早黄了吗?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?

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,过来商议。这回,五县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,必须有所表示才成。

最先做出反应的,是婺源县。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,实力位居五县之首,更是朱熹老夫子的乡贯故里。知县吴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,算得上神速了。

可惜速度虽快,质量却很糙。这篇申文的论点,和当年绩溪杨教谕的一样,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,被罚补交“夏税生丝”8780匹,历年输送,与其他五县无关。至于“人丁丝绢”,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。

这个论点破绽很大,无甚新意。不过这也没办法,一共没几天时间,吴琯再有才,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。

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,他后来官至给事中,说明头脑很好使。他在申文里,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:

查阅黄册。

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,上面征派赋役,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。它是一手资料,最具权威。黄册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开始攒造,十年一届,从无中断,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,具体到户,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吴琯的逻辑是:如果《大明会典》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,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,一定会有相应记载,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,只要去查黄册档案,自然知道谁对谁错。

按照规定,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,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,原册送交南京户部。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,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,一查便知真伪。

吴琯此举,独辟蹊径,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。

除此之外,他也效仿歙县,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。虽然阵势不如歙县,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——徽州真的太厉害了,只是辖下两县打架,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。

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,绩溪县也加入战团,同样是知县领衔。

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,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。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,把突破口放在了“独征生丝”上。

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:徽州一共六县,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?这根本不合理,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。他还举了很多例子,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,《大明会典》里就写明“征于宜兴县”;宁国府进贡木瓜,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。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,《大明会典》一定会单独写出来“征于歙县”。

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,罗列了一大堆反例:松江府的绿豆,只由华亭一县征收,上海县就不必去管;淮安府的药材,只由山阳县征收,睢宁、赣榆两县不用交;金华府的麻地,只征武义县,至于丝、纱二项,则从汤溪征发,其他县不必缴纳。

列完这一大堆,陈嘉策表示,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,《大明会典》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所以帅嘉谟的质疑,纯属见识太少,毫无道理。

哦,对了,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,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,只好翻箱倒柜,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。

婺源、绩溪两县打起头阵。到了六月十三日,休宁、祁门两县终于桴鼓相应。

休宁的知县陈履,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。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,兵强马壮,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,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——数字。

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,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:

歙县“夏税生丝”补夏麦9700石,折绢4000多匹;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。多交的4000多匹,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!

关于这个质疑,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:

他发现,在乙巳改科中,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,还在其下辖的登瀛、明德两乡,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,以及抄没程辉祥、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。这些土地,都重新丈量造册,然后重新计算征税。

亏欠夏麦、抛荒桑园田地、抄没田地,这三项加在一起,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.3斤。每24两生丝,折绢一匹,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,没有任何问题。(原始资料即如此。)

陈履的调查成果,还不仅止于此。

歙县明明不产丝,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?

陈履考察了一下,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、明德、仁礼、永丰、孝悌等几个乡里,本来是有桑园的,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。显然,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。在洪武十年(1377年)、二十四年(1391年),永乐十年(1412年),成化十八年(1482年),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。到了弘治十四年(1501年),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,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,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。

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,得去外地买丝,但当年它明明可以靠自产。朝廷征丝绢税,只可能是从歙县收。

至于《徽州府志》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,很简单,因为《徽州府志》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,当然得掺私货啊!

至于为什么在《大明会典》的记载里,只写“人丁丝绢”征于徽州府,没写独征于歙县,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——没必要。会典是国家级档案,只记录到府就够了,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。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,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,根本荒唐。

陈履的回答,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。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,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。

相比之下,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,申文写得极其乏味,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。没办法,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,申文由县丞刘守德代理撰写。

又过了一个多月,七月二十一日,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。

前面有吴琯、陈嘉策、陈履三员大将坐镇,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。在申文里,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,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:歙县那么大,就算减了丝绢税,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;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,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,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,根本扛不住呢!

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,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: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,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,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,肆意互喷,口沫四溅。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,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。

五县经过反击,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。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,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。田赋一事,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。他们一打听,立刻坐不住了。赢了还好,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?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?

这可不行,得出把力,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!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,一时之间,六县民众摩拳擦掌,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。

徽州风俗一向健讼,百姓一碰到问题,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。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,没法调停这个纠纷。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。

在接下来的半年里,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。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,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,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。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,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。两院、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,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,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。

面对这种窘境,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,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:“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。”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。

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?或者说,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来啊?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,连民间都争吵不休,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。六县民怨都在蓄积,谁敢去惹?

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,到了万历三年年底,十二月初一,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。

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,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,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,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,均摊六县。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,遂哄骗歙县先垫上。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,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“夏税生丝”的科目里。从此以后,徽州在歙县征收“夏税生丝”,向上缴纳“人丁丝绢”,瞒天过海两百年。

对于吴琯、陈嘉策、陈履三个人的反驳,帅嘉谟却未置一词。

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,再次转发六县,要求合议。这篇转发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,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。

按照公文要求,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。从这些信息中,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。

原来早在年初,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,责问徽州府,四年前让你们查勘“人丁丝绢”的事,到底查得如何了,徽州府这才想起来。

隆庆五年,帅嘉谟进京告状,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,催促徽州府查勘。后来帅嘉谟失踪,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,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,也就搁置不理了。

谁知道,时隔四年,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,来文催促。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,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:“奉圣旨:户部知道,钦此。钦遵。抄出到部,送司。”

奉圣旨?这是惊动皇上了?

不对,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,这个“奉圣旨”,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,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。

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,你说徽州府慌不慌?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,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,而且处处偏袒歙县,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。

如今吵到年底,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,行到五县。五县立刻跳了起来,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,纯粹在自说自话。

这次五县不单干了,正式抱团,合着发了一篇《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》。他们懒得多费唇舌,核心意思就一条,即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:“伏乞查明,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,如系六县公赋,甘派无词;如系歙县额科,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!”

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,是不是,用证据说话!

歙县不甘示弱,立刻回帖嘲讽:“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,岂各县抗违不回,延挨会计,歙苦无伸,恳恩差人守提,早赐均摊归结。”

翻译一下: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,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,仔细核查,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,查明白了好回话。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,拖拖拉拉,至今未有结果,害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!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,早将这笔重税分摊六县,以示公平!

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,百般拖延,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?

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,撕得昏天黑地。

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,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:“歙民积愤已久,五县纷争亦力,示以均平之情,酌以通融之法,虽有偏心,无可复置私喙矣。”

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,生怕酿成民乱,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“别讲道理了,和和稀泥,赶紧把这事平了”的意味。

上下的压力,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。

徽州府心想,得,我过不好年,你们谁也别想过好。

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,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,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:“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,星火申报,毋徒执词混扰,致碍转夺,此系至紧事理,难容延缓,如违,提究该吏不贷。”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,不许拖延,不许不给。

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,按中国人传统,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。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,看得出来,知府是真急眼了。

于是,十二月二十五日,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。

吴琯这一次,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,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。

第一,帅嘉谟说“人丁丝绢”和“夏税生丝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。

他算错了!

乙巳改科,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。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——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,所以针对该县轻租民田3646顷,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。这笔赋税,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。

而按照当时的折率,生丝1两折麦7升。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,补生丝9041斤,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。完全对得上。(原始资料即如此。)

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,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?国初到现在,银钱变化太大,根本无法做参考。你可真外行。

第二,帅嘉谟说,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徽州府征收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,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,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,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。

他弄错了!

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,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“弹药”。

浙江的“夏税丝绵”,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,温、台、处三府不用缴。但《大明会典》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“夏税丝绵”,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?

因为这是《大明会典》的写作原则:在直隶,言府而不言县;在各布政司,则言省而不言府。如果事事注明,《大明会典》得多厚啊?

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——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、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,那是特产贡品好吧!跟田赋有什么关系?

第三,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: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,其他五县也亏欠,六县亏欠的总额,恰好与“人丁丝绢”的税额对得上。

他算错了!

吴琯对这个疑点,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。

乙巳改科之前,歙县产麦19,632石,产米17,688石;婺源产麦8315石,产米8315石。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,婺源产麦8000石,确实亏欠300石麦,但是大米丰收了,远比8315石要高,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,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。

第四,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,哄骗歙县。

吴琯对这个质疑,简单回复了一句: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痴,就算歙县长官白痴,老百姓也不傻。这么大的税额,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,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?

说完这个,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:“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,但别忘了,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。”潜台词是,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,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?”

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,来历可不简单。他是歙县人,当年巡抚广西,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;总督两广军务时,击破了打着“倭寇”旗号的海寇,光复了惠州、潮州两地,可谓战功累累,官至南京兵部尚书,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。

而南京户部,恰好管着丝绢之事,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,是怕殷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。

在文章末尾,吴琯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: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,搞清楚怎么回事。

两天以后,帅嘉谟没回复,反而是歙县知县姚学闵拍马而至。

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地跟吴琯力拼,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,顾左右而言他。

“我们歙县的税负,实在是太重了。大老爷请看,徽州的四司银16,212两,歙县要负担5361两,其他五县共负10,851两。砖料银708两,歙县负担234两,其他五县共负473两。军需银12,215两,歙县负担4032两,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。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,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,沉重无比。你们怎么忍心把‘人丁丝绢’又砸在我们头上?”

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从道理这个层面,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五县。吴琯的犀利攻势,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,让姚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,不再正面搏杀,改打感情牌。

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。在申文结尾,姚学闵也同意,应该尽快调查黄册,找到原始记录。

这份申文,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。没办法,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,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,有什么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!

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,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。一直到万历四年(1576年)的二月,祁门、绩溪、休宁、黟县才相继回复。他们的态度很鲜明,支持婺源县的意见,催促尽快开查黄册。

与此同时,五县又扔出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。

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,合编了一部《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》。这篇呈词很枯燥,但是相当有杀伤力。里面是每一县从乙巳改科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,极为详尽。

原文既长又烦琐,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赋税报表,让大家看看效果。

原额夏税麦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,秋粮米一万八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六勺。改科多麦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,该银二百一十四两八钱五分一厘三毫。加米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,该银五千七百四十七两九钱七分一厘七毫。麦米共银六千六十二两八钱二分三厘。该县国初钱粮当歙三分之二,今照数平抵外,比歙多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七钱三分五厘,歙将何者相抵。

细致到了这地步,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也不含糊。

注意看最后一句“歙将何者相抵”,每一县的报表结尾,都会加一句“歙将何者相抵”,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,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?

每张报表重复一遍,一共重复了五次,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。

是文一放出,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。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,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,未必准确,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!

于是,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,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。

万历四年四月,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,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。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。

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,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——玄武湖——库房。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,不能随便调取。想查询,必须得到南京户部批准。

其实在这之前,歙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,暗暗地想抢个先手。不料户部直接把去的人踢了回来,理由是“越申”。因为黄册库是户部下属机构,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。要查,得徽州府提申请。

休宁县、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,被黄册库以同样的理由踢回。虽然三县都未得逞,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么激烈。

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,南京户部终于批准。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,由歙县县丞、婺源县县丞、休宁县学训导组成,准备开赴南京查阅。

应天巡按宋仪望是个老江湖,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,恐怕徽州人还是会纠缠不清。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,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。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,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、宁国府推官史元熙,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——江西余干人,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,加入审阅黄册的队伍。

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,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,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。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,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,民间议论纷纷,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。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,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,要么频繁越级上书、上访、上告,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。百姓闻胜则喜,闻败则怨,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。

在宋仪望看来,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。眼看查阅黄册在即,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,先关一阵再说。

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,还有五县的黄棠、程文昌、汪福髙、吴敏仕、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,被尽数控制起来。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了,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,必须赶赴南京。

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,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日动身,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。二十六日,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,次日得到召见。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,说:“二百年黄册,岂有可改易之理,各自安心。”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姓王的户科给事中、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。

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,都面露难色,说时间这么久了,可未必查得到啊。调查团急了,我们大老远过来,就为了看一眼,无论如何还请协助。

八月初二,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,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。紧接着,他们眼前一黑。

黄册十年一造。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黄册攒造的时间,从那时候算起,到万历四年,一共造了十九批,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,可谓浩如烟海。

别的不说,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了足足二十个架子。光是搬运工人,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。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?一共就歙县县丞、婺源县县丞、休宁县学训导三个人,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。这四个人埋头去查,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。

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。黄册库的规矩,外人不得入库,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。想查怎么办呢?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档案,先抄一遍,再把抄件发给他们。这么做很安全,很负责,就是效率极其低下。

可是,又能怎么办呢?等呗!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,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。

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,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,徽州府又出事了。

八月十四日,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,突然上书徽州府,提出了一个新理论:“黄册的记录,并没那么可靠!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,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。而《大明会典》是朝廷修的,更具有权威性。如果黄册跟《大明会典》矛盾,应该以后者为准。”

这一下子,五县舆论哗然。在他们看来,这个主张实在荒唐。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,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?而《大明会典》是政府法规手册,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?

不用问,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,开始造势了!

五县毫不含糊,立刻具文反击,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。你骂我“罔上规避,侮文蔑法乱政”,我骂你“五县奸刁,妄行捏奏”,甚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,哭着要求“恳天作主,剿虎安民”。瞧瞧这用词,剿虎,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。

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,闹事者关了一批,又来一批,抓都抓不完。在他们的煽动下,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,局势又一次大乱。

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,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。

这一等,就等到了九月中旬。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,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。

随之而来的,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。

在报告里,帅嘉谟说,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,缺损甚多,尤其是最关键的“乙巳改科”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,完全丢失。

没了?

没了!

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,都傻眼了。

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,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。之前你说得那么热闹,现在你告诉我,档案丢失,死无对证,那怎么办?

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,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: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,前后差了十六年,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、府志在先,造册在后,不足为信。然后抛出一句话:

“切思《大明会典》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,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……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,而妄奏藐《大明会典》、部劄为私书。”

意思是说: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,所以大家要相信《大明会典》的权威性。

得,事情转了一大圈,又回到原点。

全白忙活了。

说实话,帅嘉谟这个主张,实在强词夺理。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可靠?无非是《大明会典》对歙县有利,所以他才死死咬住这一点。

消息传回徽州,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。徽州府各县民众几乎气炸了,放弃了讲道理,直接改成人身攻击。再后来干脆开骂,污言秽语,什么都泼上来了。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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