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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开门见山,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:

这本书不是小说,是历史纪实;

我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,我是个作家。

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,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?

这完全是机缘巧合。

2014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,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,过程跌宕起伏,细节妙趣横生,结局发人深省,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。

听完讲述,我意犹未尽,去搜寻了一番资料,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。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、信札、布告、奏章、笔记等搜集到一起,编纂成了一本合集,叫作《丝绢全书》。在中国历史上,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、完整的原始材料。

这桩丝绢案在《明实录》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,但如果把《丝绢全书》里的细节加入其中,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。里面的钩心斗角,里面的人心百态,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,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我们看到的,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,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。

这种史学意义上的“起死人,肉白骨”,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。

兴奋之余,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。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,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,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。我自己动手,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,用一种不那么“学术”的方式转述给大众,遂有了《学霸必须死——徽州丝绢案始末》。

是文最初发表于我自己的微博,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,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。我好奇地问他们,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?他们纷纷表示,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。

长久以来,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,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,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。这虽然是正确的,但视角实在太高了,高到没什么人情味。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,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、文武之间,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,再往下,没了,或者说记录很少。

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,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,往往会被史书忽略。即使提及,也只是诸如“民不聊生”“民怨鼎沸”之类的高度概括,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写。

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为什么名扬千古?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“苛政猛于虎”,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——抓到了蛇,便弛然而卧;抓不到,就要被悍吏骚扰。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,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,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。

《丝绢全书》的价值,也正在此。从官修实录的视角来看,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,记下有这么个事就够了。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,如何演变,如何激化成民变,又如何收场,详尽过程还得看《丝绢全书》才能了然于胸。

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,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,具体到民众闹事、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,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,一应在目,恍如亲临。

写完徽州丝绢案,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,随后又相继写了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《谁动了我的祖庙——杨干院律政风云》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》等几篇纪实。

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。在《学霸必须死——徽州丝绢案始末》里,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,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;《谁动了我的祖庙——杨干院律政风云》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,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,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;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,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;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》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,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。

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,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、某一个维度。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,但恰恰从这些“小”中,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“大”的意义。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,通过检验一滴血、一个细胞的变化,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。我相信,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,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,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。

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《巴黎烧了吗?》的两位作者时说:“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,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,这一点拉莱·科林斯和多米尼克·拉皮埃尔也做到了。”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,因此也效仿先贤,在这几篇文章里,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,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,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。

另外,再次重申,我不是专业学者。

在研读这些资料时,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,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。比如说,明代采用两京制,南京同样设有六部,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。在丝绢案初稿里,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,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。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,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,颇有实权。再比如说,在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里,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,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,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。

要搞清这些问题,确保细节无误,你别无选择,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。

这些论文旁征博引,推论严谨,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。每一篇论文,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,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。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,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,形成独特的创见。让你拨云见日,豁然开朗。在研读过程中,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“学术共同体”的存在,他们彼此支援、借鉴与启发,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,环环相扣,众人拾柴,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。

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,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。比如徽州丝绢案,研究它的学者很多,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。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,彼此不通,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只是一个转述者、一个翻译官。我的职责,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,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。

所以这本书的诞生,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。

在《学霸必须死——徽州丝绢案始末》中,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、章亚鹏、李义琼、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。其中秦庆涛将《丝绢全书》全书做了点校注释,是整篇文章的基础;章亚鹏、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,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;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。

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,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。她是这样说的:“希望你能用妙笔,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,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,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。这,也是我的心愿。”

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,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《保龙全书》这本基础史料,这才有了后续的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一文。

在撰写《谁动了我的祖庙——杨干院律政风云》时,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。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,还与我讨论很久,使我获益匪浅。

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》的主要参考书是《后湖志》,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。他以古稀之年,将深藏故纸堆中的《后湖志》整理点校出来,实在令人钦佩。《后湖志》版本稀少,存本质量差,里面还有大量俗字、错字、漏字,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。像这种冷门史料,即使校对出来,也鲜有人问津,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。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:“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,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,只要有益于世,便于愿足矣。”

除去他们之外,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,篇幅所限,不能尽列。总之,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,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,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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